第447章(1 / 2)

龙啸大明 木林森 6396 字 29天前

不过见一时半会拿不出一个好的处理意见来,商毅也决定今天先散会,大家都回去思考一下,明天再讨论。

商毅回到后宫,也就是李华梅进宫的时候,当天晚上,商毅也放下了这些烦心的事情,和李华梅渡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,第二天一早,李华梅赶到统战部去办理辞职手续,而经过了一夜休息的商毅也神清气爽的又来到内阁,重新开始内阁扩大会议,讨论解决上京请愿的事梼。

这次内阁扩大会议,还邀请了来自国会的黄宗羲、顾炎武、方以智三人,因为这次上京请愿,虽然是一个政治事件,同时也是一个学术事件,而黄、顾、方三人既是国会议员,也是当代知名的学者,因此请他们参与讨论,也是很有必要的。

而经过了一天的休息之后,众内阁的官员也都从昨天的突然中回过神来,并且也都在家呈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思考,因此在今天一开始,就有了一个基本思路:请愿书提出的十二条要求,肯定是不能答应的,现在的问题是,对这三百多人怎么来处理,好顺利的解决这一事件。

随后有人就主张将,于脆将这些人全部都遣送回原藉去算了,因为他们留在南京,总是一个大麻烦,现在虽然安抚下来,但很难说以后不会闹出什么事情来,如果有人不愿离去,则可以由皇帝或内阁下达行政命令,将他们强行遣返回地方去。

也有几名官员对这批上京请愿者非常不满,没事好端端的,在家里待着不好吗,跑到南京来闹什么事情,因此认为一定要给他们一些惩处,可以取消他们以后参加科举的资格,更有甚者,主张干脆把他们抓起来收监关押,判个几年再说。

不过这个意见也遭到了不少官员的反对,因为民间人士进京请愿,在任何朝代,都是很正常的事情,也是体现地方民间情况的一种图途,并不值得大动干戈,而且他们在京城里也没有闹事,根本就没有抓他们的理由,而且商毅称帝之后,一向主张坚持法制,杜绝人制由其不能以所谓大不敬、惊驾、违禁的莫名其妙的罪名,胡乱抓人关人。

另外这三百多人在地方上也都是比较有名望的人士,其中也不乏地方名士,有一些人和黄宗羲、顾炎武、王夫之等人还有认识,当然不愿意将他们釆用抓捕入狱,而且这样做对朝廷的名望也是不利;而强行遣返,也不是最好的选择,因为这些人在地方上都是比较有名望的人,强行遣返,必然会对帝国产生不满心理,难免会在地方上有所怨言,而地方又偏离京师,有可能会造成地方上出现动荡。

因此王夫之就主张,还是应当以好言安抚,劝说,争取能够说服他们,自愿返回原籍,当然有必要的时候,朝廷也可以适当做出一点让步,或者说是怀柔,比如在他们提出的十二项要求中,釆纳一二条无关大局,或对国家政策响影不大的意见,并且还可以对他们进行一些嘉奖虚名称号,这样既可以平静的解决请愿的事件,也可以显示帝国的宽大和仁义。

大部官员都赞同王夫之的主张,由其是黄宗羲、顾炎武、方以智等人,甚致都自告奋勇,愿意出面去劝说这些请愿者,毕竟如得处理方式太过份了,对国家也并没有好处。

但也有人对王夫之的建议提出了质疑,李岩就认为,王夫之的想法虽然不错,但能不能说服得了这些人,还很难说,毕竟从目前的情况来看,只采纳一二条不痛不痒的意见,或赐几个无用的虚名,恐怕很难让这些人心悦诚服的离开京城。

而李岩的意见,也代表了一些内阁官员的想法,因为一但劝说无效,那么对帝国、对内阁的权威也是一个不小的影响,说不定还会让这批请愿者越弄越来劲,到了那时内阁反到骑虎难下了,因此怎么个劝法,首先要认真的研究一下,当然平和的解决这一事件的基调,还是定了下来。

而王夫之等人听了以后,也觉得心理有些没底,毕竟他们也知道,这批人都是非常顽固,不是那么容易被说服,因此全场一下子也都静默了下来,众人的目光也都集中到商毅的身上,这个时候只能由商毅来拿主意。

刚才众官员发言讨论的时侯,商毅一直都没有发言,只是听着每一个人的讲说,他当然也不同意釆取过激的做发,除了刚才众官员发言的理由之外,商毅也不愿意开这个坏头,一切都用权力来强行解决,治国毕竟不同于打仗,可以快刀斩乱麻,还是应该多勾通、协商来解决。

见众人都看向自己,商毅笑了一笑,道:“诸位所说的都没有错,对这些学者上京,也是为朝廷进谏言,应当礼相待,晓之以理,使其心悦成服,自愿离京,但以这些人的态度,一味正面好言相劝,恐怕难有效果,因此朕有一个想法,不如就搞一个辩论会,对他们提出的这十二条意见,一条一条的进行辩论,真理都是越辨越明,让他们辩输之后,服服气气的离开南京!”

等商毅说完之后,在场的二十余位官员也都怔了一怔,被商毅这种奇思妙想的办法给弄得有些不知所措了,而商毅接着又道:“而且这次辩论的内容,全部公开进行,可以任甴南京的学者、学生傍听,并且将双方的发言全部都记录下来,在报纸上公布发行,并且结集出版,让天下学者、学子都能够看到,这样就算是辩不出一个结果来,孰是孰非也可以由天下人去评说!”

王夫之这才明白了商毅的意思,说白了就是把一次政治事件转化成学术争论事件,这样就好办多了,而且辩论多久都没有问题,这边该辩还辩,而内阁还是该干嘛干嘛,不会影响到政府的行政,就当是把这三百多号人养在京城里吧,另外王夫之对辩论还是有充份的信心,一来他认为现在帝国实行的这些国策是决对正确的,当然不怕辩论,而且这近两年以来国会一直都在各种辨论中渡过的,在这方面也有很丰富的经验,这一点有辩论的时候还是非常重要的,光有理是不行的,还要能够充份的表达出来。

而黄宗羲、顾炎武、方以智等人也认为啇毅的这个意见可以一试,致少比一味的劝说靠谱一点,其实在讨论学术的时候,也经常会进行辨论,有时是面对面进行,有时是通过书信来往进行,在南宋期间,就发生了中国思想史上的两次很要的辩沦,一是朱熹和陆九龄、陆九渊兄弟之间的鹅湖之会,进行了“求知”和“求心”之辩,另一个是在稍后一点的时候,朱熹和陈亮之间的以书信来往的形式,发生了王霸利义之争,这两次辩论,对于各人对自己的学术完善,以及思想发展都有很大的帮助。

虽然进入明朝以来,虽然没有再发生像这两次辩论这样有重要影响的辩论了,但明朝各学派学者在交流之中,互相辩论也是常事,甚致从另一面来说,举行这一次辩论,对于学术交流来说,还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,现在中国的新旧思想冲突,这些学者们都能够感觉得出来,如果举行一次辩论会,让新旧思想来一次正面碰撞,对于新思想的宣传和发展,加强新旧思想的交流,消除双方的对立情绪,也是非常有用的。

绝大多数的官员都支持商毅的意见,而虽然有一些人对此还有保留,但因为是皇帝的意见,也不便反对,反正也可以试一试。

见众官员基本都赞同自己的这个主意,商毅也立刻下令,让内阁来安排,首先是要通告给这些请愿的人员,因为辩论是双方的,对方要同意才能够举行。

在接到了内阁的通告之后,几名组织者只是简单的讨论了一下,就答应了下来,因为进京请愿的人员也没有拒绝的理由,如果他们认为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话,那么也就不该害怕辩论,另外在进京之前,领头的几个学者也都有一定的思想准备,现在大部人都知道国会的运作方式,因此也有人做好了准备,在国会中进行辩论,甚致还想过可以一举成名,虽然说这次不是在国会中进行辩论,但却是完全公开,见报,而且还可以结集出版,也算是另一种成名的方式。

双方都同意了举行辫论,那么接下来就是协商辩论的规则,每一场辩论的辩题、出场人数,发言时间,违规人员怎样处瑵等等都做了相应的规定,毕竟辩论不是吵大街,想怎么说就怎么说,或是漫无边际的跑题等等,在这方面国会经过了几年的运作之后,有足够的经验,而且规则对双方都是有效的,因此请愿人员也没有异议,全部都答应了下来。

于是双方都开始积极的准备,而这次进京请愿的行动,也在商毅巧妙的引导下,偏离了当初的目标。

第五卷 飞天篇 第四二一章 南京风云(五)

虽然商毅最初的想法,是弄成一场新旧思想正面碰撞、交流、沟通的辩论,但这一次辩论最终持续的时间之长、影响的范围之深远,参与的人员之多,在中国思想发展历史上的地位,对中国传统思想造成的决突之大,都远远超出了商毅的预期目标。

按照内阁的计划,这一场辩论是在四月十日,定在南京师范大学进行,辩论的题目就是请愿的第一条:施行古制,以仁义礼信治国;双方各出五名代表出场辩论,而傍听的人员约有八百余人,除了请愿人员全部出席之外,其余的都是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,和南京学术屇的人员。

内阁方面对第一场辩论是做了充份的准备,在辩论的一开始,就紧紧抓住“施行古制”这一点中的“古制”两个字,到是那一段时间才算“古代”,是不是只要以前的朝代都算古代,还是以传说中的“上三代”才算古代。

而请愿代表只能回答是上三代的制度才算古制,但内阁一方马上就抓住了这个口实,质问请愿代表,上三代到是推行的什么制度,中央机构是怎么设制,地方行政又是怎样安排,权力怎样分配,怎样监督,怎样制定的税赋制度,结果问得请愿代表哑口无言,根本就答不上来。

言必称上三代,是中国古代学术文章的一个特点,因为按中国传统思想的观念,上三代就是中国的黄金时代,大同社会,反正就是上三代什么都好。

但只要不是书呆子,其实谁都知道,所谓“上三代”到底是怎么一回事,一千个人有一千种说法,一是时代久远,二是史料缺乏,但也正因为如此,在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,因此就全部推到“上三代”上面去,“上三代”就是这样做的,就连黄宗羲的《明夷待访录》里,也是假借托上三代,说白了就是把上三代当做任人打扮的小姑娘,根据自己的需要,想怎么说都行。

而请愿者将“施行古制”列为第一条,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,因为帝国是刚刚建立的新朝,百废待新,没法用祖制来压服新朝的制度,只好推到古制上面,但却又被内阁的代表紧紧抓住,结果弄得十分难甚,最后没有办法,只好避开了这个话题,把目标集中在后一句“以仁义礼信治国”上,说上三代的精神就是以仁义礼信治国。

但对这一点,内阁一方同样也作好了准备,立刻列举出种种例子,证明帝国确实是在推行仁义礼信,并没有疲弃上三代的精神,而这时请愿者一方才算是缓过一口气来,于是也引经居典,开始了辩论。

不过在辩论之前,内阁一方就做好了每一场辩论的基调,就是决不和请愿者提出的这十二条要求搞对立,而是尽量证明帝国的政策当中己经包括了这十二条,只不过除了这十二条之外,还有其他的政策,在这方面,内阁显然就有很大的优势,可以找出多的实例证据来,而请愿者一方则是绝对的对立,就是一付有你无我的架式,另外也只能照读经典,举不出多少实例来,面对面的辩论,也没法使用大扣帽子,强词夺理之类的手段,这样一来内阁一方自然就在辩论中大占上风。

结果双方经过了两个多小时的唇枪舌战才结束,尽管最终并没有宣布谁胜谁负,但在辩论时过程中,请愿的一方多次被内阁问得答不上来,而内阁一方一直都振振有辞,有理有论,因此结果也自然分晓,请愿方垂头丧气的离开了辩论会场,但关于这次辩论话题的议论,却一直在随后的几天时间里,成为南京学术届议论的焦点话题。

随后在四月份里,南京师范大学又继续举行了两场辩论,由于有第一场打底,而且各家报纸也都大加宣传,因此傍听的人员也大大增加,在第三场辩论的时候,傍听的人数达到了二千三百余人,有一半都在会场以外傍听,其他学校,包括在南京周边地区的许多学者也都赶来傍听,而且每一场辩论之后整理出来的文字稿,都会被抢购一空,一时也是万人空巷,洛阳纸贵。

不过由于请愿一方在大道理上确实是占不住脚,而且辩论的经验和技巧也都不如内阁一方,结果这三场辩论中,尽管请愿的一方每一次都更换了参与辩论的人员,但都明显处于下风,因此请愿的一方也有些着急了,于是也向内阁提出要求,停一段时间,好让自己一方有足够的时间来准备,收集足够的资料,而内阁一方也表示了理解,给了他们足够的时间。

而这时有一些倾向于请愿一方的国会议员也来拜访请愿者,教了他们一些辩论的技巧,并且制定了辩论的基调,首先就要尽量放弃那种绝对对立的态度,尽可能模糊自己的观点,寻找对方的弱点,同时也有支持请愿方的学者也纷纷为他们出谋划策。

第四场辩论在五月五日举行,而应各方的要求,这一场辩论设在南京工程大学举行,并且随后的辩论,将轮流在南京、杭州的大学中循环举行,而每一场辩论的谤听人数不能超过八百人,而请愿一方只能出席二百人,但在每次辨论之后,将在第一时间将辩论内容张贴出来。

因为做足了充份的准备,因此请愿一方的表现就好多了,至少己经可以和内阁一方有来有往,争上几个回合,不致于全无还手之力,但在无形中,请愿一方的所持的观点已经缓和了许多,至少不和朝廷针锋相对,同时在辩论的话题上,也更多的偏向于学术思想方面,而减少了许多政治方面的味道。

而这次辩论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广泛,由南京一直影响到周边地区,由其是那些请愿者来自的地方,对这次辩论犹为关注,因为这关系到这一次请愿行动的成败,另外不仅仅是在南京,在许多地方,也针对这一次辩论的内容,展开了讨论,并也进行了不少的辩论,尽管在规模和影响力方面,不能与南京辫论相比,但对于扩大这次新旧思想的影响力,起到了不少的推动作用,而且还有众多的学者也在报纸上发表文章、着书表达自己的观点,因此一场新旧思想的大争论,也在中国展开。

在南京的辩论一直到十一月十日才结束,其中一共进行了二十三场辩论,有七场在杭州的大学里举行,并且还有两场应商毅的邀请,在皇宫里举行。

但最终的结果还是以请愿者的全面失败而告终,毕竟现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己经开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,尽管还没有达到质变的地步,但己对中国的传统社会经济造成了相当的冲击,而经济的发展,也就需要新的思想基础,传统思想的主导地位己经发生了动摇,因此新思想的发展也是不可阻挡,而且商毅需要没有利用政治权力强行推进新思想,但却进行了十分积极的引导,更为重要的是,新思想并不是要彻底放弃旧思想,只是抛弃旧思想中一些保守、落后、迂腐的东西,加入一些开放、积极、先进的观念,因此这场辩论的成败,其实是早就注定下来的。

而在辩论的同时,《中华时报》也不忘利用这次辩论,为商毅造势,称赞商毅的胸襟开阔,能广开言路,察纳善言,并不独断专行等等,因为有事实为证,因此对商毅的声望,也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提高,对于安抚地方的反对情绪,也起了不少作用。

最终请愿者虽然还有所不甘心,但还是只能老老实实的各自返回地方,毕竟辩不过内阁,留在南京也没多大的意思,而内阁也好说好散,还给每人返回的路费,一切也都做到仁至义尽,也让这些请愿者没话说。

但等请愿者各自回到地方之后,才发现今年的省试早己经结束了,但这一次,民间的情绪也明显平稳了许多,毕竟谁都知道了这个大势己经不可改变,因此也有不少学子终于开始认真的学习自然科学,以便在下一轮科举中有所表现,毕竟十年寒窗苦溪,不就为了一朝蟒袍玉带,出人头地吗,既然科举要考自然科学,那么就好好的学习吧。

而请愿者虽然离开了南京,但这次新旧思想的辩论却并没有结来,而是从南京一直发展到了各地方,新旧思想的碰撞,也一直就没有停止过,有时激化、有时缓和,其中也几经起伏反复,前前后后一共进行了七十余年,一直到中华帝国的第四任皇帝继位期间,新旧思想的争论才基本结束,新的思想体系才基本形成,从而中国也正式进入到近代国家时期。

在后世研究中国历史的专家们都一致认为,将这一段时期确定为中国的近代思想启蒙运动,而这一次南京的辩论,也被认为是中国的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开始。

第五卷 飞天篇 第四二二章 殖民法案

就在南京正式开始了中国的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时候,同时也是将这次进京请原者的视线完全转移开,而且就第一场辩论开始之后,南京内阁、国会也恢复了正常的行政事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