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32章(1 / 2)

龙啸大明 木林森 5763 字 29天前

商毅笑道:“现在也不晚,昔日三宝太监下西洋之时,欧洲尚不知航海为何,只要我们能够改变观念,目光放远,终会扬威海上,与欧洲诸国并驱。”

第五卷 飞天篇 第三十四章 宣战(上)

这一段时间当然并不只是与荷兰进行交涉这么一件事情。

就在四月二十六日这一天,商毅以靖北王的名议,连续下达了两份诏书。

第一份诏书是正式宣布,南京政府将进行全面北伐,以收复失地,击败清廷,恢复汉统为目标,这也表示商毅正式向天下宣布,南京政府向清廷宣战了。

宣战本身只是一个形式,并没有多大的意义,但在中国历史上,在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之前,由其是对异族国家的战斗时候,一般都会发一份宣战诏书或檄文,表示己方发动战争的理由,宣告自已是正义的一方,不仅可以在道义上占居主动,而且还能鼓舞军队的士气,和民心的支持。

不过商毅是以自己靖北王的名议,对清廷宣战,则又有另外一层意恩。因为只有国家对国家,才能进行宣战。

虽然这时商毅已经称王快两年了,尽管在南京政府内部都已经把自己当作一个独立的国家,但商毅还很少以靖北王的名议,发布过什么命令、诏书。在南京政府内部一般的政令都是以内阁名议发出,而军令都是以统战部的名议发出,虽然所有的命令,都必须得到商毅的批示才能生效,但除了高层官员的任命之外,商毅基本没有使用过靖北王这个名号,来发布命令。

这是因为一来商毅并没有正式称帝,只是一个王爵,而且在名议上,自己这个王爵还属于南方三个南明朝廷的下属,因此尽量少用王爵的名议发号施令,在形式上,也表示自己并没有越暨,在南方三个南明朝廷中,也好说一些,虽然商毅并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,但在和清廷进行决战之前,还是尽量不要和他们发生冲臭。

另外一方面,商毅也是在为以后的国家体制考虑,其实就商毅本人的意愿来说,他毕竟是民主和自由环境中成长起来的,并没有万寿无疆或永远健康之类的野心,如果条件许可,他肯愿意建立一个共和国,而且君主制的国家。但现在的实际情况已经决定了,共和在目前的中国,根本就走不通,因此只能采用君主制,做为国家体制,肯定不会采用旧式君主专制的体制,而是釆用君主立宪制。

当然在国家成立的初期,商毅不会全面将权力下放,但在国家日常的行政制度上,还是以内阁为主,国家的行政命令,应该是由内阁的名议发出,自己只付责所有政令的最后把关和控制,但并不直接下达行政命令。也就是所谓的二元君主制,大体类似十九世纪的德国威廉王朝,和明治时代的日本。当然从一定程度上说,和明朝实行的票拟,批红制度也差不多。

但这一次商毅非常高度的以靖北王的名议对清廷宣战,不仅是传给清廷,同时也传谕南方的三个南明朝廷,也是向天下正式宣布,南京政府己是一个正式的政权国家机构,而不在其他势力的臣下。

如果说宣战,还只是一个像征意义,那么在宣战之后的第二份诏书,则更俱有实际意义。

第二份诏书主要是针对清廷,首先历数了清廷的罪行,又以几年来中华军对清廷的胜绩,表示清廷必败,南京政府必胜的结果。同时以北京暴动、北方农民纷纷举义为例子,号招在清廷治下的百姓配合中华军的战斗,揭杆而起,反抗清廷。

而诏书也针对降清的原明官员,包括清廷所有关内的汉族官员,以及所有清军中的汉族军兵在内,要求他们看清形势,认清大局,不要再跟着清廷走了,自绝于天下,而是要争取反正立功的机会,弥补自己的降清错误。

同时在诏书的最后,还列举了几种反正立功的例子:

从诏书下达之日开始,弃清南归的文武官员都可以算反正立功,南京政府将免除他们降清的罪行,保证他们的人身财产安全,并且将根据实际情况,受予他们一定的官职,如果带来凊廷的重大情报,或是带过来军队,以及抓住清廷的重要官员、宗室成员等有其他功劳,还可以增加奖励,如果不原为官,也可以南京政府的统治区域内定居,自由从事各种职业。

而在开战之前,如亲能够策动带领军队归顺,献出自己防守阵地或城池,或者抓住清廷的其他重要将领,帮助中华军取得胜利等,称为战前起义。可以免除他们降清的罪行,保证他们的人身财产安全,将根据所立功劳的大小,帮助中华军取得胜利的重要程度,在中华军中任职;并且可以保留部份军队,其余接受中华军的整编;不原为官,也可以南京政府的统治区域内定居,自由从事各种职业。

在战斗进行过程中,尚未明显分出胜负的时候,能够策动带领军队归顺,献出自己防守阵地或城池,或者抓住清廷的其他重要将领,帮助中华军取得胜利等,称为火线起义,可以免除他们降清的罪行,保证他们的人身财产安全,并且将根据所立功劳的大小,在中华军中任职,但不能保留军队,原有军队,必须全部接受中华军的整编,不原为官,也可以南京政府的统治区域内定居,自由从事各种职业;

在战场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胜负时候,不在继续负隅顽抗,能够策动带领剩畲军队归降,或者抓住清廷的其他顽固将领,能够减少中华军的损失,称为火线投降,可以不作为俘虏对待,并免除他们降清的罪行,保证他们的人身财产安全,可以南京政府的统治区域内定居,自由从事各种职业,但投降的军队,必须全部接受中华军的整编。

尽管在这份诏书发布的时侯,中华军在山东战场上,正处于第一次战役结束,而第二次战役尚未开始的时候,华军在战场上尚未取得明显的优势。

但在这个时候,北方连续爆发反抗清廷的农民起义和原明将领的反正,不仅牵制了清廷的大量精力,而且也造成了清廷的人心动荡,和社会不安,有不少人都能够看出来,现在的清廷在与南京政府的对抗之中,已经处于十分不利的位置,因此山东战场的结果,并非绝对重要的。另外商毅已经决定,在襄阳一线,发动南阳战役,以配合山东的进攻,他也相信中华军在未来的战斗中,一定会有出色的表现。

在这种情况下,商毅向清廷发布这样一份内容诏书,煽动清廷的汉族官员、将领反正、投降,无疑是将起到火上加油的作用,一些心怀异心的汉族官员在这个时侯,一定会有其他的想法,另一方面也可以瓦解清军当中,关内汉族士兵的斗志。尽管清廷并非是以关内汉族士兵为主力,但如果在战场上,两军对持的关建时刻,有一支汉族士兵的投降,献出其所守的阵地或城池,对一次战役来说,绝对是一个十分致命的打击。

清廷本身,其实还是实行的部落政治,排外情绪本来就很重,而现在满汉矛盾对立已经十分严重了,因此在这份诏书发布之后,清廷对这些汉族官员也会更加猜忌,这样一来,也能进一步加深清廷内部的矛盾。当然也正是商毅的目地所在。

不过巧合的是,就在这两份诏书正式发布之后,山东军区就一直告捷不断,胜利几乎是接蹱而来,相续攻克兖州、济南、东昌等地,不仅基本占领山东全境,而且还俘虏了阿巴泰、岳乐、李率泰这样的清廷重臣,则使这两份诏书的正式发布更显得有意义。

而在山东战役取得全面胜利之后,整个南京各界也是一片欢喜,虽然这几年来,中华军也连续在海外取得胜利,如打服日本,收取吕宋,但在绝大倍份民众的心里,只有在对清廷的战斗取得的胜利,才是真正价值和重大意义,因此南京、杭州地区家家户户都张灯结彩,庆贺这次关建性的重大胜利,远比以前要热闹得多。

另外一些熟知经史的人都知道,在大明开国的时候,就是以南京为都,先取的山东,然后才进取北京,驱逐蒙元,遂有天下。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南方建立的政权,击败北方政权而夺取了天下的例子。而商毅现在显然是正沿着这一条由南向北,统一天下的历史道路上前进。

既使是抛开历史的巧合来说,山东地区在中国所处的战略位置,在目前南北对持中的战略作用,南京政府的大多数人也十分清楚,因此取得了山东之地,这就意味着南京政府在对清廷的战斗中,取得关建的战略主动权。独一天下,开朝立国,并不在是一个期待或是希望,而是变得实实在在,伸手可及了。

而且现在中华军已经开始发动南阳战役,清廷的内乱尚未平息,因此也有不少人都已经在估算,南京政府会在多长时间,攻入北京,取得全面的胜利。

第五卷 飞天篇 第三十五章 南归(上)

而在南京参政院里,如吴甡、史可法、黄宗羲等这些明朝的遗老遗少们,也都同样十分高兴,事实上到了这个时候,众人基本都已经默认了,明朝已经不可复兴,一个新的王朝,即将来临的事实。

不过正如顾炎武所讠,王朝的新亡更替,都是历史常见的事情,并不足为奇,只要不是被异族所占,那就只是亡国,而不是亡天下。而且从商毅的许多做为来看,虽然和中国传统的明君要求,还有一定的距离,确实比明朝最近几任的皇帝要强得多,确实有几分开国之君的气度和风范。

事实上真正肯为明朝效死忠的人并不多,而且从能够驱逐清廷,恢复汉统这一点来说,就足够了。另外有一些还存有功名心,又没有太多原明负担的议员心里也在盘算,新朝建立之后,商毅会如何处理参政院,是会继续留用,还是解散,如果留用,政参院会在新朝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,毕竟这是一个全新的机构,而如果解散,那么自己又是否能在新朝中弄个一官半职。

当然也有一些人对在山东杀了孙之獬举手加额,欢庆不己。虽然说清廷施行剃发令,其实是势在必行,孙之獬在其中,顶多只是起了一个催化作用,无论有没有他,清廷早晚都会下令剃发,但既然是孙之獬当了这个出头鸟,自然也就承担了几乎所有汉族人的怨恨情绪。由其在本时空里,清廷不并没有取得全国的统制权。因此许多人都觉得孙之獬之死,实在是大快人心。

顾炎武听到这个消息后,极为开心,特作一首《淄川行》,作为庆贺:张伯松,巧为奏,大纛高牙拥前后。罢将印,归里中,东国有兵鼓逢逢。鼓逢逢,旗猎猎,淄川城下围三匝。围三匝,开城门,取汝一头谢元元。

同时商毅也是在这个时候做出视察山东战区的决定。

而商毅决定要到山东去视察,也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,因为山东是他起家的地方,在这个时空里,山东就等于是他的家乡一样。而山东军区的成员,大部份都是他最初的旧部,但自从崇祯十七年(1644年)从北京转回时经过山东之后,商毅就再也没有到过山东了。而在占领了山东全境之后,山东军区在未来的战争中,将会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,因此趁着现在山东取得大捷的时机,商毅返回山东视察,一来也算是回乡去看一看,同时也是鼓舞山东军区的军心士气,让他们在以后的战斗中发挥更大的作用。

另外商毅去山东还有一个私人目地,上一次叶瑶瑱向他提到,和周家联姻,将商莞和周少桓的儿子订亲的事情,虽然商毅当时并没有答应,但也没有说死。这次去山东,正好可以看一看周少桓的儿子长得什么样子,至少从外形上来说,和商莞般不般配,也算相一下自己可能的未来女婿。尽管在女儿长大之后,商毅最终还是会把她的婚姻决定权,交给女儿自己做主,但这并不妨碍商毅为其他人制造一些机会。

当然要将山东的行程推到一个月以后的原因是,现在中华军湖广军区正在发动南阳战役,并且这时已经进行到了战役的关建时刻,统战部已经从南京军区抽调出一个军的兵力,进驻湖广参战,攻取南阳,也是南京政府向清廷发起全面进攻的另一个关建战役,因此商毅必须等到南阳战役结束之后,再进行自己到山东检阅的行程。

而在这段时间里,南京方面也没有闲着,一方面在紧急准备、调动各种军用物资,组织征调民役,分别送到各个军区战场,支援各线的战斗。另一方面也在加紧宣传动员工作,各个工厂里都在加班加点的赶工生产,一切的生产资料都要优先供应军队使用。

另外就在这时,出现了第一个从清廷反正,投奔到南京政府来的原明官员。

连商毅也没有想到,宣战诏书发下之后,这么快就有了效果。原来还以为致少要等三四个月,现在连一个半月都没有,而这个人更是商毅没有想到的,就是原弘光朝廷的礼部尚书,东林魁首,文坛领袖钱谦益。

其实钱谦益这次反正南归,并非是完全出于民族气节、道义,是有很复杂的原因和背景的。

原来钱谦益自从降清之后,一直都过得很不如意。本来按他的想法,自己是南明重臣,东林魁首,又是南方文坛领袖,投清之后,应该得到重用,而且在当时,清廷的气势也很足,刚刚攻克了南京,大有一举席卷整个南方,一统天下之势,因此在降清的初期,钱谦益确实表现得非常积极,清廷在占领南京之后,发布的对南方劝降公告,就是出自钱谦益的手笔。而他的态度,也确实影响了一些原明的官员和文士。而且在清廷下达剃发令的时候,钱谦益也没作任何抗争,十分顺从的就剃了发。

但钱谦益却没有想到,在清廷仿佛是达到了顶峰之后,立刻就开始跌落下来,从此之后诸战不利,在一年之后,南京也得而复失,在商毅收复南京之前,钱谦益已经被清军送回北京,在清廷出任礼部尚书。

到这个钱谦益还并没有反正南归的意图,一来是这时的天下大势,和四百多年以前,金宋对持的时代差不多,中华军虽然在军事上占优,但商毅毕竟不是正统,而南方又四分五裂,因此钱谦益认为,这种局面会维持很长时间,清廷还会稍占优势。二来这个时侯钱谦益己被清廷任命为礼部尚书,对清廷还抱有不小的幻想,觉得就这样在清廷为官,也不错。

只可惜好景不长,清廷本质还是一个部落朝廷,在政治上非常狭碍,对汉族不仅十分防范,而且也分了三六九等,最受重要的,当然是辽东汉人,其次是在北京投降清廷的汉人,而南方归降清廷的汉人是最不受重视的,因为在清廷看来,这帮人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投降清廷,并不直得信任。因此仅仅只过了四个多月,钱谦益就被清廷免职。一切的梦想也都落了空。

就有这时,随后商毅在南京称王,收复长江六省,和清廷呈南北对持,不仅军力强大,而且政治开明,许多原明官员都已经依附于商毅的麾,大有新兴之气。而清廷在北方的统治因为推行的重满抑汉的政策,并不很得人心。由于这时钱谦益在北京闲居,反到能够接近底层社会,对民间的心态也有相当的了解,但这时他己心灰意冷,但也没有反正南归的念头,只想安安稳稳的了渡残生算了。

不过钱谦益的爱妾柳如是却总是力劝钱谦益反正南归,虽然钱谦益也有所心动,但他也知道自己当年降清之举有亏大节,不知道南方对自己的态度如何,也确实不敢轻易南归。

而这时钱谦益是以无官之身在北京闲居,但北京是满族和辽东汉的天下,而钱谦益的亲友、弟子多在南方,并无权势,也常受满八旗的欺负,清顺治五年(1648年)四月,钱谦益因黄毓祺案被株连,羁囚入狱,后来经柳如是全力奔走营救,请托斡旋,积蓄几乎消耗一空,钱谦益才得以免祸。而在出狱后,钱谦益清廷被管制在河南汝宁府,而这时钱谦益对清廷已经十分不满了,终于在暗中遣心腹家人偷回南方,寻找昔日亲人,询问南京政府是否能够接纳自己,或者帮助自己周旋一下。